新視野大學英語4課文段落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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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視野大學英語4課文段落大意精選

Unit 1

Section A

藝術家追求成名，如同狗自逐其尾，一旦追到手，除了繼續追逐不知還能做些什麼。 成功之殘酷正在於它常常讓那些追逐成功者自尋毀滅。

對一名正努力追求成功並剛剛嶄露頭角的藝術家，其親朋常常會建議“正經的飯碗不能丟!”他們的擔心不無道理。

追求出人頭地，最樂觀地說也困難重重，許多人到最後即使不是窮困潦倒，也是幾近精神崩潰。

儘管如此，希望贏得追星族追捧和同行讚揚之類的不太純潔的動機卻在激勵着他們向前。 享受成功的無上光榮，這種誘惑不是能輕易抵擋的。

成名者之所以成名，大多是因爲發揮了自己在歌唱、舞蹈、繪畫或寫作等方面的特長，並能形成自己的風格。

爲了能迅速走紅，代理人會極力吹捧他們這種風格。他們青雲直上的過程讓人看不清楚。 他們究竟是怎麼成功的，大多數人也都說不上來。

儘管如此，藝術家仍然不能閒下來。

若表演者、畫家或作家感到無聊，他們的作品就難以繼續保持以前的吸引力，也就難以保持公衆的注意力。

公衆的熱情消磨以後，就會去追捧下一個走紅的人。

有些藝術家爲了不落伍，會對他們的寫作、跳舞或唱歌的風格稍加變動，但這將冒極大的失寵的危險。

公衆對於他們藉以成名的藝術風格以外的任何形式都將不屑一顧。

知名作家的文風一眼就能看出來，如田納西·威廉斯的戲劇、歐內斯特·海明威的情節安排、羅伯特·弗羅斯特或 T.S.艾略特的詩歌等。

同樣，像莫奈、雷諾阿、達利這樣的畫家，希區柯克、費里尼、斯皮爾伯格、陳凱歌或張藝謀這樣的電影製作人也是如此。

他們鮮明獨特的藝術風格標誌着與別人不同的藝術形式上的重大變革，這讓他們名利雙收， 但也讓他們付出了代價，那就是失去了用其他風格或形式表現自我的自由。

名氣這盞聚光燈可比熱帶叢林還要炙熱。騙局很快會被揭穿，過多的關注帶來的壓力會讓大多數人難以承受。

它讓你失去自我。你必須是公衆認可的那個你，而不是真實的你或是可能的你。 藝人，就像政客一樣，必須常常說些違心或連自己都不完全相信的話來取悅聽衆。

一滴名氣之水有可能玷污人的心靈這一整口井，因此一個藝術家若能保持真我，會格外讓人驚歎。

你可能答不上來哪些人沒有妥協，卻仍然在這場名利的遊戲中獲勝。

一個例子就是愛爾蘭著名作家奧斯卡·王爾德，他在社交行爲和性行爲方面以我行我素而聞名於世。雖然他的行爲遭到公衆的反對，卻依然故我，他也因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在一次宴會上，他一位密友的母親當着他的朋友和崇拜者的面，指責他在性方面影響了她的兒子。

他聽了她的話以後大爲光火，起訴了這個年輕人的母親，聲稱她毀了自己的“好”名聲。 但是，他真該請一個更好的律師。

結果是，法官不僅不支持他提出的讓這個女人賠償他名聲損失費的請求，反而對他本人進行了罰款。

他由於拒交罰款最終還被送進了監獄。更糟糕的是，他再也無法獲得更多公衆的寵愛。 在最糟糕的時候，他發現沒有一個人願意拿自己的名聲冒險來替他說話。

爲保持真我，他付出的代價是，在最需要崇拜者時，誰也不理他。

奇怪的是，收穫最大的恰恰是失敗者。他們收穫了自由!

他們可以自由地表達，獨闢蹊徑，不落窠臼，不用擔心失去崇拜者的支持。

失敗的藝術家尋求安慰時，可以想想許多偉大的藝術家都是過世多年以後才成名，或是他們沒有出賣自己。

他們也可以爲自己的失敗辯解：自己的才華實在過於高深，不是當代聽衆或觀衆所理解得了的。

那些失敗了卻仍不肯放棄的頑固派也許會樂於知道，某些名人曾經如何越挫越勇，直至成功。 美國小說家托馬斯·伍爾芙的第一本小說《向家鄉看吧，安琪兒》被拒39次後，才最終得以出版。

貝多芬戰勝了父親認爲他毫無音樂家潛質的偏見，成爲世界上最偉大的音樂家。

19世紀瑞士著名教育家裴斯泰洛齊原先乾的工作沒有一件成功，直到他想到去教小孩子，並研究出一種新型教育模式的基礎理論。

托馬斯·愛迪生在四年級時被趕出了學校，因爲老師覺得他似乎太遲鈍。

但不幸的是，對大多數人而言，失敗是奮鬥的結束，而不是開始。

對那些孤注一擲的追名逐利之徒，我要說：祝你們好運。

但是，遺憾的是，你會發現這不是你想得到的。

狗自逐其尾所得到的只是一條尾巴而已。

獲得成功的人常常發現成功對他來說弊大於利。

所以要爲真實的你、爲自己的所爲感到高興，而不是拼命去獲得成功。

做那些你爲之感到驕傲的事情。

可能在有生之年你默默無聞，但你可能創作了更好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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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1

Section B

夏日的一天，父親讓我去買些鐵絲網和柵欄，用來圍畜棚，把牛圈起來。

那時我16歲，最喜歡開上貨車，沿着老磨坊路到城裏去。

研磨機輪子上的水花在陽光下噴灑，在河道上空形成一道彩虹。我常在半路上把車停下來，在河裏洗個澡，涼快一會，享受一下天然空調。

太陽火辣辣的，不用毛巾擦，等我爬上岸邊的土坡，穿過路邊的壕溝，到達貨車時，身上已經都幹了。

快進城時，有一段沿着海灘的路，我會在那兒揀貝殼，揀海藻，頭頂就是正從輪船上卸貨的巨大的起重機。

但是，這次卻有所不同。

父親告訴我，我得向店裏要求賒賬。

那是1976年，種族主義的醜陋陰影仍然是生活的現實。

我曾目睹我的朋友要求賒賬，然後就低着頭站在那裏，等着店主查詢他“配不配賒賬”。 許多店員只要一看見年輕的黑人走進商店，就盯着他們，疑心他們是小偷。

我們家人誠實正派，

有債必還。

但在莊稼收割之前，所有的錢都已經花光了。

銀行裏也沒有新的存款，

現金不夠。

在戴維斯兄弟雜貨店，巴克·戴維斯站在收銀機後面，正和一箇中年農夫說着話。

巴克個子高高的，穿着一件紅色的狩獵襯衫，顯得飽經風霜。我衝他點了點頭，經過他的身邊，向五金櫃臺走去，拿了一盒釘子，一卷用於捆紮的鐵絲網和柵欄。

我把要買的東西拖到櫃檯前，把釘子放進秤盤，小心翼翼地說道：“我要賒賬。” 一邊擡起胳膊去擦額頭上緊張的汗珠。

那個農夫像尋開心般懷疑地看着我，但是巴克的臉色卻沒有變。

他隨和地說道：“當然可以，你老爹總能有借有還，”一邊伸手去拿記賬的賬本。 我舒了一口氣。

他轉過頭，對那個農夫說：

“這是詹姆士·威廉的兒子。

像詹姆士·威廉這樣講信用的人是很少的。”

那個農夫友善地點了點頭。

我的心裏頓時充滿了自豪。

“詹姆士·威廉的兒子”，

這句話打開了通往成年人的尊敬和信任的大門。

當我把沉重的貨物拉進貨車車廂時，覺得輕而易舉，感到比早上離開農莊時更有勁了。 我發現，一個好名聲所帶來的友好是一筆無價之寶。

人人都知道，威廉家的人是什麼樣的：是誠實守信的體面人，自尊自重，不幹壞事。 我的曾祖父也許曾被作爲奴隸拍賣，但這不能成爲傷害他人的理由。

相反，我父親相信，贏得尊敬的唯一方法就是努力工作、尊敬他人。

我們這些孩子──八個男孩和兩個女孩──可以坐享這個好名聲，除非或直到我們做錯什麼事情而失去它。

我們要對自己的行爲負責，我們也要爲相互的行爲負責，否則就會毀掉父親建立起來的好名聲。

我們的好名聲曾經是，現在仍是把我們家緊緊聯繫在一起的紐帶。

我不願意辜負父親的好名聲，這激勵我成爲了家裏第一個上大學的人。

我靠在一家四星級酒店當行李工掙錢讀完了大學。最終，好名聲促使我在華盛頓特區開辦了我個人的公共關係公司。

美國需要在社區裏重新樹立羞恥感。

吸毒、在酒館把錢揮霍一空、偷盜、讓年輕女子懷孕卻又不想和她結婚，這些事本應讓人感到無地自容，

但事實並非如此。

在美國，近三分之一的嬰兒是單身母親所生的。這些孩子在成長過程中大多會缺乏安全感和指導，而這正是成爲社會的好公民所需要的。

一旦社會紐帶和家人相互間的責任瓦解了，社區也就分崩離析。

自從1960年以來，美國的人口雖然只增長了40%，但暴力犯罪卻陡增了55%，而我們對此卻已司空見慣。青少年吸毒人數也在上升。

在北卡羅來納的一個縣，警察從12所中學逮捕了73名交易毒品的學生，而有些交易就發生在教室裏。

與此同時，支撐着文明、體現於細微之處的禮貌和敬意，卻正從學校、商店和街頭消失。 由於受到電視和音樂中的髒話的影響，像“是的，女士”、“不，先生”、“謝謝”和“請”這樣的話，只會讓今天的孩子哈欠連天。

他們對好名聲的作用滿不在乎。

從父親那傳下來的，由我的兄弟姐妹和我保持的好名聲，在現在仍和過去一樣地珍貴。 甚至直到今天，當我走進巴克·戴維斯的商店，或去老家的理髮店理髮時，人們仍然稱呼我是詹姆士·威廉的兒子。

我們家的好名聲確實爲我鋪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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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2

Section A

他出生在倫敦南部的一個貧困地區。

他穿的短襪是從媽媽的紅色長襪上剪下來的。

他的媽媽一度被診斷爲精神失常。

狄更斯或許能創作出查理·卓別林的童年故事，

但只有查理·卓別林才能塑造出了不起的喜劇角色“流浪漢”，這個使其創作者聲名永駐的衣衫襤褸的小人物。

就卓別林而言，其他國家，如法國、意大利、西班牙，甚至日本，都比他的出生地給予了他更多的掌聲(和更多的收益)。

在1913年，卓別林永久地離開了英國，與一些演員一起啓程到美國進行舞臺喜劇表演。在那裏，他被星探招募到好萊塢喜劇片之王麥克·塞納特的旗下工作。

令人遺憾的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很多英國人認爲卓別林的“流浪漢”多少有點“粗俗”。

中產階級當然這樣認爲。勞動階層反倒更有可能爲這樣一個反抗權勢的角色拍手喝彩：他以頑皮的小柺杖使絆子，或用皮靴後跟對準權勢者肥大的臀部踢一下。

儘管如此，卓別林的滑稽乞丐形象並不那麼像英國人，甚至也不像勞動階級的人。

英國流浪者並不留小鬍子，也不穿肥大的褲子或燕尾服：歐洲的領導人和意大利的侍者才那樣穿戴。

另外，“流浪漢”瞟着漂亮女孩的眼神也有些粗俗，被英國觀衆認爲不太正派──只有外國人才那樣，不是嗎?

而在卓別林大半的銀幕生涯中，銀幕上的他是不出聲的，也就無從證明他是英國人。

事實上，當卓別林再也無法抵制有聲電影，不得不爲他的“流浪漢”尋找“合適的聲音”時，他確實很頭疼。

他儘可能地推遲那一天的到來：在 1936 的《摩登時代》裏，他第一次在影片裏發聲唱歌。在片中，他扮演一名侍者，滿口胡言亂語，聽起來不像任何國家的語言。

後來他說，他想象中的“流浪漢”是一位受過大學教育，但已經沒落的紳士。

但假如他在早期那些短小的喜劇電影中能操一口受教育人的口音，那麼他是否會聞名世界就難說了，

而英國人也肯定會覺得這很“古怪”。沒有人知道卓別林這麼幹是不是有意的，但這促使他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他是一個才能非凡的人，他的決心之大甚至在好萊塢明星中也十分少見。

他的巨大名聲爲他帶來了自由，更重要的是帶來了財富，他因此得以成爲自己的主人。 在事業發展之初，他就感到一種衝動要去發掘並擴展自己身上所顯露的天才。

當他第一次在銀幕上看到自己扮演的“流浪漢”時，他說：“這不可能是我。那可能嗎?瞧這角色多麼與衆不同啊!”

這種震驚喚起了他的想象。

卓別林並沒有把他的笑料事先寫成文字。他是那種邊表演邊根據感覺去創造藝術的喜劇演員。 沒有生命的物體特別有助於卓別林發揮自己藝術家的天賦。

他將這些物體想象成其他東西。

因此，在《當鋪老闆》中，一個壞鬧鐘變成了正在接受手術的“病人”;在《淘金記》中，靴子被放在鍋裏煮，靴底被蘸着鹽和胡椒吃掉，就像上好的魚片一樣(鞋釘就像魚骨那樣被剔除)。

這種對事物的轉化，以及他一次又一次做出這種轉化的技巧，正是卓別林偉大喜劇的奧祕所在。

他也深切地渴望被愛，同時也害怕遭到背叛。

這兩者很難結合在一起，有時這種衝突導致了災難，就像他早期的幾次婚姻那樣。 然而即使是這種以沉重代價換來的自知之明也在他的喜劇創作中得到了表現。

“流浪漢”始終沒有失去對賣花女的信心，相信她正等待着與自己共同走進夕陽之中;而卓別林的另一面使他的凡爾杜先生，一個殺了妻子的法國人，成爲了仇恨女人的象徵。

令人寬慰的是，生活最終把卓別林先前沒能獲得的穩定和幸福給了他。

他找到了沃娜·奧尼爾·卓別林這個伴侶。她的沉穩和深情跨越了他們之間37歲的年齡差距。他們的年齡差別太大，以致當1942年他們要結婚時，新娘公佈了他們的結婚日期後，爲他們辦理手續的官員問這位漂亮的17歲姑娘：“那個年輕人在哪兒?”──當時已經54歲的卓別林小心翼翼在外面等候着。

由於沃娜本人出生在一個被各種麻煩困擾的大家庭，她對卓別林生活中將面臨的挑戰也做好了充分準備，因爲當時關於他倆有很多毫無根據的流言。後來在他那個有那麼多天才孩子的大家庭中，卓別林有時會引發爭吵，而她則成了安寧的中心。

卓別林死於1977年聖誕節。

幾個月後，幾個近乎可笑的盜屍者從他的家庭墓室盜走了他的屍體以藉此詐錢。

警方追回了他的屍體，其效率比麥克·塞納特拍攝的啓斯東喜劇片中的笨拙警察要高得多。但是人們不禁會感到，卓別林一定會把這一奇怪的事件看作是對他的十分恰當的紀念──他以這種方式給這個自己曾爲之帶去這麼多笑聲的世界留下最後的笑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