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頂尖名校到底要什麼樣的學生？

很大一部分中國留學生在申請入學時都有被美國常春藤名校拒絕的經歷，從下圖數據可以看到2015年常春藤名校的平均錄取率只有大約8%。

（數據來源：Business Insider）

但如果你認爲8%是一個還能接受的比例其實就大錯特錯了，因爲8%是針對所有報考者的，具體到中國留學生的錄取比例可能不足0.8%。

以2015年數據爲例，傳統的八所常春藤學校加上麻省理工大學、斯坦福大學的錄取學生總人數爲26331名，其中大概20%是招收國際學生，也就是大約5200名。

按照中國學生佔國際學生30%的慣常比例，計算得出大約是1500名。1500名當中還要把一大半數字留給那些已經身在美國本土和英語體制國家上學的中國學生們，因此來自中國大陸被錄取的人數大約也就600至700名左右，而2015年到美國留學的人數估計超過25萬，其中至少三分之一的人會選擇申請常春藤名校，所以有幸入讀這些名校的中國留學生要意識到：你可能是每1000個人裏最後脫穎而出的那8個人！

不過，申請失敗的這992名學生我相信也是非常優秀的，至少在中國家長看來這些孩子們都擁有了足夠好的成績纔去申請，但爲什麼還是會被拒絕呢？

在此我想和大家先分享一下，美國這些頂尖的大學最早的起源和後來的發展，因爲這影響到他們到底要招什麼樣的學生。

在美國，第一個成立的知名高等學校是哈佛（創建於1636年），接下來是耶魯（創建於1701年）等學校。哈佛這個名字是爲了感謝以及紀念約翰·哈佛牧師在創立初期對學院的慷慨捐助而取的。在學校創建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這些學校的領導者也都由神職人員擔任。所以，那個時候學生所學到的知識和價值觀跟宗教非常息息相關。

隨後的兩百年裏，由於時代更迭和需求演變，這些名校也逐漸擴展出應用科學、自然科學等學科，同時也提出了Liberal Arts Education。

這是一個什麼概念？有人稱之爲通識教育，指學校在傳授專業知識的同時，應該提供人文訓練，培養人文素質，也就是說學校不只是教你一門學問，而是讓你成爲一個有獨立思想，對社會有貢獻的一個成功人士。

而在最近的數十年裏，由於全球化的風潮崛起，美國頂尖名校的培養方向又有一個很大的轉變，已經轉變成爲幫助學生成爲全方位的、世界級的領導人，就是所謂的Well-grounded World Class Leader。基於這個理念，美國頂尖名校想找到和想培養的學生已經完全不再停留在考試成績上，更希望看到他們擁有積極樂觀的心態和創造性思維，積極參與社會活動，最重要的是要勇於承擔領袖責任並對他人產生價值。

對於這一點其實中國學生了解的並不深刻，而且美國學校並不會白紙黑字寫在招生簡章裏，所以不僅是中國學生，中國家長更是很難明白這背後的深意。

他們可能只是根據自己看到的，或者根據留學輔導機構列出學校對申請資格的幾個書面要求，例如託福成績、SAT成績、課外活動等，努力幫助孩子做到並填入申請表裏。

但只做到這些就能讓美國頂尖名校錄取你的孩子嗎？我認爲遠遠不夠，甚至從一開始就輸掉了這場競爭。

孩子和家長需要真正認識到學校到底需要什麼樣的學生和他們想培養出什麼樣的人才。瞭解了這些之後，再有針對性地、悉心地培養孩子，讓他們從心底裏認同這樣的方向，從本能上具備這樣的興趣和反應，從早期就鍛煉出這樣的素質和能力。

講回我的母校，也是我最熟悉的斯坦福大學，在斯坦福面試官的腦袋裏，有哪些素質是他想在和你的面試中看到的呢？

TOEFL、雅思、GRE、GMAT和SAT、ACT這些考試成績當然很重要，相信這也難不倒絕大多數的中國學生，所以我們不需要太多談及這方面。

能夠進入面試的學生們大多有着優秀的成績，也會提供豐富的課外活動經驗證明，可是光閱讀這些紙張上的東西卻不能讓面試官完全認同和相信你，而這也是他想要通過面試來觀察你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面試官很希望看到學生在面試過程中展示出勇於承擔責任的勇氣和樂於合作分享的意願。這背後的邏輯是在於斯坦福大學希望學生在校園裏的生活能自律並對自己的行爲負責，能夠有更多的交流與溝通，更重要的是對別人產生價值。

試想一下，假設某個學生有首屈一指的學習成績，但是如果這個學生言而無信，不能履行應有的義務和責任，甚至故意逃避和欺瞞別人，這樣的人其實不能夠幫助別的同學，更不會對社會產生貢獻，那麼這個同學對於斯坦福這個整體而言其實是可有可無的；相反，如果另外有一個同學，雖然成績較前者相對弱一些，但是在面試溝通中展現出了很好的擔當、分享和合作的精神，那麼面試官就有理由相信這個學生在斯坦福的學習，不僅僅對於他自己，對於周圍的同學也會有促進的作用。

我在斯坦福學習的時候創立了亞太地區學生企業家協會（Asia-Pacific Student Entrepreneurship Society，簡稱ASES），這是一個以團結和教育未來世界級商業和技術領袖爲宗旨的國際大學生組織。
創立之後，我們就開始了一系列的項目，目的是讓斯坦福亞裔留學生跟亞太地區有更好的互動，於是我們計劃帶斯坦福的學生去亞洲各個有代表性的學校和企業。當時因爲團隊裏有來自北京的留學生，所以在第一年暑假的時候，我們去了北京，跟那裏的一個重點中學產生合作，和他們交流創新的話題。但後來我們發現這個第一期項目可能對中國學生很有幫助和啓發，但是對斯坦福學生來說，受益還不是最大。

於是第二年我們決定轉變思路，考慮是不是可以去亞洲的企業做實習。當時有了這個想法之後，我們馬上積極開展相關工作，從最初的可行性探討到後期的實施規劃，我們做了一系列完善的規劃。

但到付諸實踐時，面對資金問題，大家又犯了難。這時候，我在大學期間建立起的人脈關係網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我通過與我私人關係不錯的一位教授，找到了當時惠普公司的全球銷售高級副總裁，他是惠普公司華裔員工裏職位最高的一位高管。因爲有教授的推薦，我很快就見到了他。當時我跟他說了關於組織亞裔學生去亞洲企業實習的想法，我問他“你覺得這個想法怎麼樣？我相信我們能把斯坦福包括硅谷的一些創新思考一起帶去，加上我們組織成員都來自亞太區，不管和那裏的美國高管還是當地本土員工交流都會非常有效果。”他說“很好！我很支持你！”當我問他能否給我們提供相應贊助時，他答應得十分爽快“沒問題，我贊助你，有好的想法就要敢於去實踐！”正是通過教授的推薦、同爲華裔的人脈關係和積極分享自身價值的觀念，我成功地拉到了這次項目的贊助經費，解決了當時頗爲棘手的資金問題。

勇於承擔領袖責任並對他人產生價值的觀念也直接影響了我的未來，畢業以後，我在一個同學的推薦下加入了英特爾。對於我而言，這是一個更好的環境能夠讓我發揮能力，我開始獲得了非常多的機會，我既有機會做一個軟件工程師，又有機會做英特爾內部的相當於一個創業部門裏的市場開發，也有機會在無線部門裏面做產品經理，還有機會在英特爾投資部門裏從事投資。

那時候的我覺得做產品經理是讓我最開心的事情。作爲一個產品經理，我需要跟所有的部門進行合作，不管它是軟件、硬件部門，還是生產、市場部門，我都是最後的協調人和負責人。我雖然不直接管理任何人，但是我最後要負責這個產品的成功。所以我“被迫”快速去學習，拼命提高我的說服力、影響力和溝通能力，而且我還要思考：到底我能提供給別人什麼價值？別人到底需要什麼？和不同部門在有爭論的情況下，怎麼幫助他們快速找到他們的共同點和融合點，然後帶領大家一起往前走。

在英特爾做Centrino（迅馳）產品經理的時候，我很快地認識到：作爲一個產品經理，我也沒有直接權力去指揮一些比我經驗多很多年的人、一些職位比我高很多的人，甚至有些時候我想即使有絕對權力也未必就能讓他們完全認同我。

然後，我也很快地發現：唯一能讓我成功完成任務的關鍵，就是我要快速地理解他們，理解他們的優點，理解他們的難處，幫助他們做到他們想做的。因爲我知道我們的目標是共同的，那就是做出這個產品，做出一個前所未有的、一個可以影響世界的偉大產品。所以，如果在這個過程中我讓他們感覺到我是真心實意幫助他們，那他們也會積極地幫助我，做到我想讓他們所做的事情，這樣的一個共贏是我在英特爾收穫到的，也主導了我以後所有工作上的做事作風，但最早在我心裏播下這個種子是來自斯坦福大學時期。

多年後，當我回到斯坦福大學和教授們聊起當時英特爾這份特別的經歷時，他們一點都不驚訝，因爲這麼多年來已經有很多學長前輩走過這條路，一直以來，這些美國頂尖名校的最高目標就是：
尋找和培養那些勇於承擔領袖責任並對他人產生價值的Well-grounded World Class Leader.